建议

非公立学校类型多种多样，远非简单的公私二分法。此外，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远远超出了提供学校教育的范围，而是通过多种影响渠道在各个教育水平上进行许多其他干预。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非国家行为体参与教育是否符合商定的质量标准，还包括非国家行为体如何帮助或阻碍确保教育公平和包容的努力。

在政府保护和实现受教育权的任务方面，与资金和教育供应有关的两个战略方向非常突出。首先，各国政府在2015年承诺，所有儿童和青少年都能免费获得政府资助的1年学前教育和12年中小学教育。然而，只有三分之一的国家将不到4%的GDP和15%的公共开支用于教育，因此许多国家没有将这一承诺与所需资金相匹配。其次，政府需要决定自己在提供和管理教育方面将发挥多大的作用。他们对择校和非国家行为体的看法有很大不同。

在教育的许多方面，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企业需要就教育是否是一项有利可图的活动以及如何推销其商品和服务做出选择，但也要选择对谁负责：仅仅是股东还是其他人？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选择优先事项并决定如何处理这些事项：它们应该填补空白，还是主张由国家来做？基金会还确定优先事项，选择影响社会以及与教育系统紧密合作的方式。教师及其组织做出的选择可能会加强或削弱对公共教育系统的信任。

这份报告的呼吁——谁能主动选择？谁将错失机会？——是恳请政策制定者从以下基本选择的角度质疑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在选择自由和公平之间；在鼓励主动性（即提高教育系统中任何地方的质量）和制定标准（即提高所有学习者的质量）之间；在不同经济能力和需求的人口群体之间；在他们当前的承诺（即可持续发展目标4规定的12年免费教育）和那些将逐步实现的承诺（如中学后教育）之间；以及教育部门和其他社会部门之间。

考虑到这些想法，我们提出了以下建议，以期帮助#完善教育规则#，确保教育公平在资金、质量、治理、创新和政策制定方面得到保护。其目的是利用非国家行为体可以做出的贡献，在不牺牲平等的情况下提供高质量的教育。调动这种潜力也可以挑战政府，要求政府有目的地解决公共教育中的质量低下和不平等问题。这些建议主要针对政府，政府需要从公平和包容的角度明确回答五个核心问题。然而，这些问题也可供所有致力于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4的教育行为体用作宣传工具。因此，这些建议呼吁所有行为体，无论是国家还是非国家行为体，都要#遵守教育规则#。

政府应该使学生在入学时就能免费获得高质量的教育。政府需要确保家庭不必为国家承诺免费提供的教育产品和服务付费。

政府需要通过家庭收入和支出调查，来监测自费教育支出。政府往往不关注那些不太有据可查的、加剧不平等的成本。

所有教育机构，无论是公立还是民办学校，都必须为学生提供相同的条件。承诺教育由政府资助并不意味着所有教育都必须由政府提供。但是，所有的教育机构都应该被视为系统的一部分，拥有共同的规则、财政支持和监督机制。

任何使教育多样化的尝试都应以确保公平的方式进行设计。将公立学校的管理承包出去，补贴私立学校的运营成本，或者向家庭提供资金，让他们进入自己选择的学校，最终很容易使那些富裕的学习者受益。

学校不应该选择学生。各国致力于教育领域的不歧视，这一原则必须体现在学校招生政策中。此外，家庭和学生的择校权利不应加剧不平等。

由国家资助的民办教育机构不应收取任何费用。虽然所有国家都应致力于确保提供免费学前、小学和中学教育，但许多国家与这一理想相去甚远。甚至依赖政府的私立学校也会收费。

逐利行为与保证提供免费学前、小学和中学教育的承诺不一致。规范或禁止营利行为，可以用来解决加剧不平等的择校政策。

政府需要建立适用于所有教育机构的质量标准。质量标准不仅包括投入，也包括结果，目的是保护那些损失最大的人。质量标准还应涵盖安全性和包容性。“质量标准应该与学校的现状有关，并帮助学校改进。应该评估每所学校，无论是公立还是民办学校，是否达到质量标准，并将评估结果公之与众。

在所有学校中，教师应作为专业人士受到重视。教师资格和专业发展机会不应因教育机构而异。分割的教师劳动力市场以及教师工资和工作条件方面广泛的不平等是教育系统运作不良的明显信号。政府需要逐步解决造成这种不平衡的所有根源。

需要有质量保证机制来监控和执行标准。政府通过学校检查、评价和学习评估进行监督，应该成为普遍做法，无论教育机构的类型为何。这些机制应考虑到国家的执行能力。

各国需要加强技术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质量保证流程。当政府补贴个人或与公司签订合同以促进培训时，它们需要保护最弱势的群体，因为这些群体容易受到欺诈。营利性大学因提供质量最低的教育和从事不当行为而受到审查。

政府需要防止私人辅导对教育系统的质量和公平产生负面影响。政策的私人辅导的反应各不相同，从要求辅导者持有教学许可到在线登记以更好地进行监督。禁令也是一种选择，但可能会导致非正规市场的出现。当务之急应该是解决根本原因，如教师工资低和高利害期末考试。

政府需要制定一个明确的愿景和框架，说明它们希望如何与非国家行为体接触，并通过法规传达这一愿景。法规的重点不应放在行政细节和不切实际的投入标准上，而应放在教育过程和结果上，并以透明和参与的方式定期审查和调整，同时邀请公立和民办学校提供意见。

教育机构应始终作为教育实体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监管，而绝不能仅仅作为商业实体受到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管。一些教育机构作为幼儿保育和教育、私人辅导和职业培训的企业受到监管。同样地，其他教育机构由社会保护部或宗教当局监管。

法规需要简单、透明和高效。矛盾之处在于，在需求最大、腐败可能性最大的地方，监管能力是最低的。如果缺乏监督和执行不切实际的规则的能力，法规就会变得不切实际和适得其反。

政府需要诚实地说明它们选择想要监管的现象的原因。监测和支持流程应该是通用的，表明政府关心所有儿童的教育，无论他们就读的学校类型如何。政府还需要与民办教育机构建立信任关系，传达正确的激励措施，鼓励它们有效地经营学校。

政策制定者应该能够识别创新，并给予好的理念发展的时间和空间。没有人可以垄断好的理念。教育是一项社会事业，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鼓励创新，特别是当公众可能更倾向于从众而非实验的时候。

政府应与所有行为体合作，建立一个为所有人服务的教育系统，优先采用协商的方式。需要建立一种信任文化才能促进创新。创造条件，提供平台，让多个行为体进行互动和合作，可以帮助公共教育系统从不同的观点和专业知识来源中受益，从而保持相关性。

首先，政府需要在公共教育系统中培育创新。政府需要传达这样的信息：政府致力于追求卓越。政府应该监测学习及其决定因素，评估出现良好做法的领域，提供资源使从业人员能够交流经验，试行好的理念并加以推广。

政府也应该从非国家行为体那里吸取经验教训。对边缘化的学习者采取自主的、因地制宜的和灵活的教学方法可以产生新的见解，政府应该从中受益，同时承认能力低下使它们无法对公立学校进行适当的监督和评估，更不用说民办学校了。

政府的作用是营造合适的环境来催生创新。教育不应该被视为市场，认为在这个市场上，教育“生产者”要比其他教育提供者更有竞争力。相反，新的理念需要被分享、检验，如果得到证实，就会被采纳，同时国家通过教育系统传播这些理念，非国家行为体出于共同利益而不是经济动机自愿提供这些理念。

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所有利益攸关者的见解和观点。但是，正如政策制定者应该对多种声音持开放态度一样，与政府官员在教育立法、政策和法规方面的沟通也必须是透明的。一些行为体可能致力于增加自己的市场份额或政治权力，而不是为了公共利益。

政府需要对既得利益者的游说进行监督和防范，以防止其对公共政策产生不当影响。为了维持人们对公共政策过程的信任，可以根据能力采取一系列提升透明度的措施，包括制定促进披露向政党捐款和与高级政府官员会面的信息自由法案，以及禁止政府官员离职后担任可从中获取私人利益的职位和禁止游说者及其赞助者担任公职的规则。这些建议也适用于国际组织，所有这些组织都需要一项与非国家行为体接触的明确政策，将公平和包容放在首位。